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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刚的黑白人生
2014-03-12 11:13:29 来源: 作者: 【 】 浏览:1523次 评论:1
     说起李曰刚,现在的丹阳人可能已不太清楚,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丹阳,他可是一个名头响亮、脚跺一下地动山摇的角色——抗战胜利之后主政丹阳的第二任县长。
    李曰刚,字健光,民国前五年生于江苏省盐城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系辅中国文学系毕业,之后任教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
    1937年,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史称“八一三事件”。之后,日本侵略者铁蹄步步紧逼,魔爪伸向大江南北,12月14日,日军侵占扬州,李曰刚不得不将妻携子离开扬州,逃往远离战乱暂时平静的大后方,出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兼西京日报社主笔。1938年元月,又应国立第二中学校长周星北电邀,束装东下,取道洛阳、汉口而乘桴西上,直抵重庆,然后自嘉陵江而至重庆北碚,被聘为该校高中部主任。
    1940年,李曰刚命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同乡亦为同姓的李寿雍。
    李寿雍,字震东,江苏盐城人,年龄大于李曰刚4个春秋。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曾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指导委员、常务监察委员,中央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等职。1940年,李寿雍出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应李寿雍之邀,李曰刚赶到江西上饶,出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上校专员,主办对敌心理宣传作战业务。1943年1月28日,李寿雍调任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李曰刚亦欣然随同前往,在江南行署任秘书,兼《江南日报》社社长。
    1944年3月31日,李寿雍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之后李曰刚另谋生路,到《中国日报》供职。
    吴新亚在《镇江籍台湾老报人尹元甲》的回忆文章中提到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中国日报》主持人张一寒先生,决定把《中国日报》从安徽迁到南京出版。尹元甲与另两人受命,联袂于8月15日从安徽屯溪就道,奔赴南
京筹办《中国日报》出版事。9月1日,迁南京后的第一张《中国
日报》出版。时报社负责人张一寒、社长李曰刚,尚留在屯溪。”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民不聊生,百废待兴。
    1943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第三督察专员公署委派翟继真为金山县长。金山地处上海西南,隶属江苏省管。1945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又派封企曾任金山县长,翟继真心想 :抗战期间我在金山何其苦哉,眼见着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凭什么让你来抢我的饭碗 ?二话不说,翟继真调集兵力全力封堵,终于击退了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封企曾接任未果,逃回浙江后向主子上告,事后却不了了之。
    1945年9月9日,国民党金山县长翟继真率部进驻县城,接收伪党政军机构。12月,翟继真因贪污案被送交江苏省高等法院法办,后又不了了之。
    经历了抗战八年、举家奔波不定的李曰刚,此时有了在官场担任实职的机会,也萌发了在官场大干一场,谋得在更高层次发展的愿望。
    1945年年底,李曰刚到金山县执政。他铁腕治政,霹雳行事,将日治结束之后、民国光复初期的诸多复杂问题快刀斩乱麻般地统统付诸武力解决。关于这段历史,台湾国史馆于1990年1月编纂的《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三辑中作如是说 :抗战复员伊始,金山滨海毗湖,散兵游勇,出没无常,打家劫舍,民不聊生。先生下车不久,即致线索,组织自卫大队,将跳梁丑类数十名,一网成擒,歼魁董众,四境安谧。”对于民间诸事,李县长是雷厉风行,绝不心慈手软;对于金山县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伪县知事及警察局长、罪大恶极的汉奸陈步青等人,通过中间人幕后上下活动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外施恩 ;而对于同僚之间的矛盾斗争,他又是另一副手腕。如在1947年竞选参议员问题上,在金山县党、团、特系统摩擦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各方在竞选中各显神通的情况下,李曰刚出面居中调停,左右逢源、概不得罪,充当了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为挽救其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由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收兑法币以及黄金等硬通货,并对市场物资实行限价。由于腐败政府专注内战,生产急剧下降,官僚资本及大量奸商囤积居奇,垄断市面贸易,哄抬民生商品价格,导致黑市物价暴涨,至11月,限价失败。金山卫的渔民、盐民因无法维持生活,派出代表328人到金山县政府请愿。
    就在这当口上,李曰刚由于在县政及个人政绩考核中得到了治下各方好评,得到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铨叙部门的升职推荐。在任职三等小县金山县的一年零九个月之后,省府以其治绩卓著,调长京沪线上多事之丹阳。”此后,由王绍曾接任金山县长。
    李曰刚于1947年9月任丹阳县长。
    1936年出版的《江苏六十一县志》载 :丹阳为战国楚云阳邑,面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五百八十亩,人口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一人,此为战前统计数据。
    又据丹阳档案局存战后第一任国民党县长王介佛施政报告 :“本县沦陷八年之久,保甲组织摧毁殆尽,户籍益形混乱,复员后即着手清理彻底整编,至本年一月(应为1947年)始行编组完竣,全县计一五五乡镇、一一三八保、一一零九一甲、一一四三七五户、四九一六零零人。”此时为二等大县。
    丹阳地处京沪线上,邻近首都南京,民国国共分裂之后一直是国共两党重点争夺的要害地域。此前任职的县长王介佛因官声不佳,一直为县参议会所抵牾,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刘道一也与之貌合神离,待新任丹阳县国民党执行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沛莲上任之后,更是与王县长背道而驰。幸好王县长是“寡妇睡大床——上面有人”,在老主子江苏省省长王懋功下台,改任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将顾问之前,帮了他最后一个忙——安排他到苏州吴县任县长,丹阳的县衙门这才有了李曰刚的一席之地。
    李曰刚下车伊始,便遭遇了这样一件事情。
    10月28日,吕城镇民众与苏北淮北联合中学流亡学生因限价购买物资之事发生纠纷,进而群起斗殴,造成学生5人死亡、18人受伤的惨案。事后,有17名当事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除审判一干案犯、抚恤死者亲属、处理善后事宜外,国民党江苏省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顾大荣、丹阳县长李曰刚、县议会参议长吴振等被迫参加了殉难学生的追悼大会。
    据当时的《民声日报》载:市场物价比限价前普遍上涨了30倍左右,由于害怕物价继续上涨,群众纷纷上街采购物资,抢购风潮席卷丹阳城乡。而丹阳县城继“柴荒”、肉荒”之后,接着又出现”米荒”,因而大米抢购风潮愈演愈烈。“每日清晨,即有家庭主妇,三五成群,手携布袋,赴城外各粮行抢购食米”。“虽粮行规定每日限购五升”,但各粮行发现有一人在一处购买二三次者,亦有将一大布袋放置于偏僻之处,令人看守,自己轮流赴各粮行购米携回装袋”。“且有乡人亦来城抢购食米”。平时,本邑四城各粮行,每日经常销售约在200石左右,然自日来发生抢购食米之后,即以南门一处而论,日售将近百石”。同年11月8日,丹阳县城中小学教职员百余人举行集会,公推岳家堡、史秉汉等人为代表,向丹阳县长李曰刚请愿,要求按限价配售棉布,并以部分实物发放薪金,以保持教职员工的最低生活水平。26日,省立丹阳中学全体教职员工为抗议物价上涨,要求发放部分实物,响应全省43所中等学校的呼吁,实行4天的总罢教。教师们通过斗争,提出的部分要求得到了满足。
    县城浴室业全体职工为抗议物价飞涨,要求提高工资,也于同年11月11日实行全体总罢工。12月3日,县城强华、天祥等毛纺厂工人为生存计,要求提高工资。强华厂200余名女工冲进厂部与资方开展说理斗争,抗议厂方克扣生活指数。
    经过协商调解,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连国民党官办的县地籍整理办事处和测量队的全体员工也于同月17日实行总请假,要求当局按照标准发清两月欠薪,参加到求生存、争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来。
    共产党领导丹阳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殊死斗争并没
有为“白色恐怖”所征服。据《民声日报》登载,丹阳征集兵员数额逐年递增,1947年度为163名,1948年度猛增至1695名,征兵年龄也从21~26岁延长到29岁。丹阳地下党组织也针锋相对地开展“抗丁、抗捐、抗税”为主要内容的“三抗”斗争。
    这一切均令李县长焦头烂额,感叹金山县虽然鱼龙混杂,倒没有丹阳如此矛盾激烈,错综复杂!一介文人出身的李曰刚,纵有满腹经纶,宏图大志,但难抵国府腐败,跟不上时局发展的步伐,颇为上司下官所诟病,官运岌岌可危。
    1948年8月25日,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重新颁发《江南散匪搜剿计划》,命令丹阳、镇江两县自9月16日起实行全面“清剿”。10月16日,国民党京沪江防指挥部在江阴召开江防会议,决定将京沪江防镇扬分区指挥部移至丹阳,由省保安第四总队大队长陶鸿钊任指挥官,交警第六总队第一大队长祁缉光任副指挥官,丹阳城防交由该部负责。11月,召开第二次江防会议,限令各县在一周内“肃清”江南“股匪”。丹阳县的丹南地区由县警察局长兼第一保安大队长胡一西指挥 ;丹北地区由县保安第二大队长金鑫指挥。13日起,丹阳各乡镇每晚5时起至翌日6时实行宵禁。14日,国民党国防国青年训练总队第一总队第七大队1000余人,由郑州移驻丹阳。11月10日,国民党省长、省保安司令丁治磐命令颁布《江南地区清剿计划及联防区重点工作纲要》,命令自16日起全面进行“清剿”,并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同时,指派省警保处长张达兼任镇丹武扬联防区指挥官。
    1948年3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丹阳征兵,因无人愿意当兵,各乡镇便开始抽抓壮丁;6月24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召开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四县联防会议,成立联防办事处;7月14日,中共丹阳县委特派员宦德胜遭到县保安大队伏击,不幸牺牲 ;10月,国民党丹阳县保安团成立,朱长恕、杨焕春分别任正副团长。同月26日,国民党五十四军(号称“雄风部队”)进驻丹阳,配合进行“清剿”;11月下旬,国民党军警联合监察处改组为丹阳县城防指挥部……李曰刚虽然也参加了许多次“剿匪”会议,但论心机缜密、手段毒辣,远远比不上他的前任王介佛,对共产党和民众抗争运动的镇压总是“按下葫芦又浮起瓢”,终难令省府长官满意。因此新任省长兼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丁治磐于1948年9月2日到职镇江省府,除了加紧布置“剿共”等一干大事,还对麾下的“无能庸吏”出刀开革,李曰刚的官场生涯到此便黯然收场。从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王公常现存的供词来看,对于李曰刚的罢免,还包藏着对一位同窗的安排后路。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祸福相依,这样的安排虽然暂时令李曰刚不快,但最终却让他免于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颇为有趣的是,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对于李曰     刚主政丹阳期间的经历评价蛮高 :到任后即整训团队,机动出击,将骚扰闾阎、以茅山为逋逃薮之黠匪,逐股搜剿,犁庭扫穴,人民赖以安居乐业。又为谋兴水利,商请邑之大佬束云章出任主委,而已副之,筹募大量资金,徵役广巨民众,将年久淤塞、为祸地方的练湖,彻底浚垦,使四乡数十万顷农田获解倒悬。凡此三事,福被地方,功在国家,故中枢省峰皆颁状传奖。”平心而论,用中肯的观点看待李曰刚的这段历史,应当说是功过参半。
    论说其功,就是在丹阳纱厂的兴办上,他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事情的发端还要从丹阳的大财主胡尹皆说起。
    1937年,日军入侵,束云章随国民党政府撤退至重庆。胡尹皆也逃难四川,住在重庆江津县。胡尹皆的三儿子胡循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物资局任职,束云章时任豫丰纱厂总经理。抗战期间,国家严格控制战略物资,而棉花、棉纱这些物资的进出均在政府的管控之列。束云章时有找胡循帮忙之事,同为乡党,胡循亦给予不少优待和方便。其时,束、胡两人并不相识。一次,胡循偶然与他父亲谈起丹阳有一个束云章在重庆,随即为他们牵上了线。
    1942年,束云章、胡尹皆、林立山等人到渝参加丹阳旅渝同乡会议。会议期间众人又议起此事,再三拜托束云章为桑梓造福。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重庆避难的丹阳知名乡绅发起成立练湖浚垦委员会,并在回丹后正式办公。主任委员胡尹皆、副主任委员为孙毓华、朱沛莲。政府方面先由当时的县长王介佛牵头,李曰刚到任之后自然也是积极支持。
    1947年开垦工作起步运行,将湖之东北地区征集湖民填筑圩堤,垦为良田五千亩,又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一亿八千万元,承购救济总署苏宁分署配售柴油戽水机及配套设备。由于经费紧缺,便恳请时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的束云章主持。于是将详细计划、经费概算、收益概算等由孙毓华、朱沛莲至上海找到束云章,并公推束云章为练湖疏浚垦委员会主任委员,推选县长李曰刚、县党部执监会主任委员朱沛莲、县参议会议长吴振等为常务委员,由李曰刚兼总干事。
    在政府鼎力支持、乡绅大举操办的情况下,丹阳纱厂工程进展顺利 :10月开始建厂,向国外订购纱锭三万枚、织布机一百八十部运至上海,当即先运纱锭一万枚来丹阳安装。
    按照束云章计划,准备用一年左右时间,逐步扩展到七万纱锭、三千台布机,以及相应的印染设备,建成国内的大型纺织印染厂。1947年5月,丹阳纱厂已装置纱锭一万一千枚,开始生产二十支棉纱,商标为“丹凤”,行销上海及镇江市场,备受各布厂欢迎。
    1948年,第二批一万纱锭、内梳棉机二十台设备也运到丹阳,未及开箱,恰逢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失利,遂将未卸箱之纱锭,以及面粉机、工作母机等一并运回上海,后转运台湾。
    李曰刚淡出政坛之后,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重拾教棒走上讲坛。除1969年3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党务顾问,此外再与政治无缘。他真正从事学术研究是到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以后。由于他钻研国学,潜心治学,颇有所得,很快便在宝岛学术界崭露头角而备受瞩目。
    李曰刚的人生事业最为辉煌之时便是在教书育人上。
    对于他的学术成就,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有详细记述 : 先生博涉典籍雅好辞章。东渡来台后即潜心国学精究四库。先编纂《先秦文汇》两钜册凡所选篇皆手自精校系以附记。由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又撰著《国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论孟释义》、《中国辞赋流变史》、《中国诗歌流变史》《作文技巧与范例》皆白云书屋印行。其为国立编译馆及海内外书局所编撰之大专中学教本有《国民中学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其《教师手册》、《华国专科国文》、香港适用《高中国文》各六册与夫《文化大学国文讲义》、《师大散文精读》幼狮版《大学国文选》。民国七十一年先生复以其用力最久规模最钜之《文心雕龙斠诠》上下两册一百六十多万言交由台湾国立编译馆列入《中华丛书》付梓问世。发覆订譌钩深致远光大刘著得未曾有。至其在师大为开课而撰述之春秋导论、史记导读、韩非子引专、中国目录学等讲义,亦各自成体系,不乏独到之处,为士林所推重。”李曰刚初到台湾时寓宁波西街八十四巷三号,后迁台北县永和镇中和路一0五巷三弄一号。晚年生活极为俭朴,据一媒体描述:自海外归台后,卜居台北土城乡间,每周至师大授课,皆搭乘公车。室内陈设极简单,一床、一桌、一炉、一碗,与数架藏书而已,每次到师大上课,都是搭公车、吃便当,敝衣破囊,书卷之外,别无长物。
    有儿不靠,有女不依,不求人怜,自甘孤寂,他那种随缘式的晚年生活,是时代的反讽呢?或是已经超尘脱俗,达到物我无碍的化境了呢?”李曰刚逝世前虽偶患痛风、高血压,步履稍感艰缓,但精神矍铄,开朗乐观。1985年4月13日凌晨,李曰刚突发脑血管意外昏迷症,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急救无效,4月17日辞世。
    享年七十有九。
    李曰刚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李定武,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机械系正教授 ;女儿李步云,任美国匹茨堡二十二号电台节目部主任。
    回顾对比丹阳抗战胜利之后任职的三位县长,王介佛既是共产党的叛徒,又是国民党的鹰犬,为人阴险而狡诈,关键时刻可以不惜出卖自己的前妻而换取前程和利益,残忍到杀了共产党人还要将之首级悬挂在城墙之上以示恐吓;王公常则是一个泯灭天良的刽子手,解放大军胜利渡江,他为了报答老同学丁治磐推荐任职丹阳的提携之恩,于逃跑之前将关押在牢笼之中的九名共产党人和无辜民众统统处以活埋、竹签钉入头顶等惨无人道之极刑。前者于苏州解放前悄悄逃至香港,垂暮之年贪赃枉法所得不够赡养全家,最后埋骨于当时的殖民地之上。后者最终难逃恢恢法网,授首伏法。李曰刚与前后两位丹阳王县长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他因战争改变命运偶然踏上了从政之路,否则他终其一生应当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儒人。一生中官运短暂,两任县长生涯令他看透了官场之中的冷血无情,追随故主逃往海峡对面,埋头故纸,甘于寂寞,将后半生徜徉在国学典籍的大海汪洋之中,这才回归了自己的本原,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虽然由于国共两党的上个世纪分裂与征战,我们至今尚不能拜读李故县长的国学经典作品,但在现今的网络上我们只要输入“李曰刚”的大名,便可浏览到与之相关的诸多介绍文字。 

    

责任编辑:小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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